是叶圣陶老一贯的思想作风。在他从事的文学、教育事业中，在他毕生的社会活动中，乃至在他日常生活小事中，无时无处不鲜明地显现他的这种可贵的精神品格。
这里，我只讲几件小事。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某著名风景名胜区为了发展旅游，该处负责人曾托我转请叶老写一个名胜简介。叶老应允了。但这一名胜涉及到一件具体史实，他要我寻找提供这一史实的有关资料。我翻阅了不少典籍和方志，遗憾的是终未找到。我只得如实转告叶老，附带抄录了几首清人吟咏该名胜的诗词奉上。寄出后不几天，我收到叶老这样的回信：“……《简介》建议取消，希望谅我之老实。《简介》要说可靠的有价值的东西，要为广大的游览者着想。原稿（注：指我抄给他的一份当地介绍该名胜的原稿）差得太远，另撰新的办不到（注：因无“可靠”的材料），只好作‘取消派’了。勉强写了放在那里，徒为有识者笑，一般人则看了等于没有看，不如让游人面对实物，各自得到观赏的欣快。”。这事就此没办成。开始，我觉得深深遗憾，可仔细想了想后觉得“取消”得好，而且，由衷地敬佩这位诚实、质朴而高尚的长者。由此，我联想到，不少风景名胜区往往有许多古今名人、方家、骚人墨客，不吝笔墨，或是洋洋洒洒作文赞誉，放置醒目处，或是吟诗作赋，铭诸碑匾，甚至在一块天然成趣的巨岩上，你刻我凿，横的竖的，弄得它几乎遍体鳞伤，面目全非！还有一些后来者，干脆就在巨石的边角处，隙缝间挤添上自己的作品和大名。我不是全盘否定在风景名胜处题刻，好的题刻能为景物增色。但其中确实有一些人缺乏审慎严谨的态度，弄出些不伦不类的东西。这些人之所以如此，难免有借名胜以获取名利之嫌。这样一想，我便由遗憾转而称颂起叶老的“取消派”来了。在这种“取消派”的态度里，蕴含着一种深沉、崇高的重真诚、薄名利的精神品格。
另一件事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小学语文教学界不少同志主张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增加文言文的篇数。理由是我们必须继承的文化遗产主要是通过文言文典籍记载的。出乎意料的是，对于这主张叶老却不支持。他曾对我说，文言文要学一点，但一般的学生，花太多时间学了太多文言文，不能也不必在实际中用上。应努力学好现代文，这是在生活中、工作中，天天都用得上的。他是务实的，力倡学以致用。他认为语文教材应当编选那些内容贴近学生实际，对学生的成长有帮助并且学了管用的篇章。叶老多次指点我：教材固然要好，整个教学过程也要安排得实实在在，让学生学到真知识、真本事——一切活动都从这一目标出发，又要落实在这一目标上面。
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年春节期间，我到叶老家拜年。坐谈间，老人兴致勃勃地问我是不是常到学校听课，又是怎样听的？他认认真真地借助助听器听我汇报，时而微笑点头，时而陷入沉思。末了，叶老说：“你的工作，（当时我作教研工作）是应当多听课，多调查总结。现在学校里，好老师、好的课一定不少，要总结宣传那些成功的经验；但我听说，也有一些不好的做法，有的老师为了上公开课，弄虚作假。把哪几个同学在课上什么时间举手发言，讲什么话或回答什么问题等等，统统布置好了。然后叫学生死记硬背发言稿——有的还是老师代写好了的！还反复排练，就像排演一台戏。”沉吟一会儿，老人又慨叹说：“这是表演，不是上课，不是为了学生学好，而是让听众看了，为老师叫好！”他关照我要提醒老师们，上课不要图热热闹闹，表面好看，要针对学生的问题，灵活点拨指导，讲求实效。这些语重心长、求真贬假朴实的话，难道不值得我们教育工作者永远铭记在心吗？
其实要做好任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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