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晓风
叶先生鼓励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1950年初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1951年初向中国共产党人民教育出版社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3年初党支部负责同志讲党课。特邀叶先生光临指导。那位负责同志说，我们发展党员既积极又郑重，支委会讨论以前还要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如果我们讨论史晓风同志的入党问题，一定会征求叶先生的意见。会后叶先生问我“写过入党申请书吗”？我说，“两年前就写了，我一直是党的重点培养对象”。叶先生说，“那就努力争取吧”！
1956年9月底，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国庆节我去东四八条看望叶先生。叶先生问我：“你的入党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说：“没有。条件还不够，还在争取。”叶先生问：“你是不是受了我的消极影响？”我说“我从叶先生这儿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是积极向上的，是一辈子受用不尽的。您言传身教，概括起来是‘认真’二字。认真读书，认真作文，认真处事，认真做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俯仰两无愧’的人，做一个新中国的合格公民，做一个人民政府的合格干部，为入党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即使入了党，也是列宁鄙弃的那种‘白给也不要的党员’。我宁可晚一点入党，也决不做那种玷污党的声誉的党员。”叶先生说，“你的想法没有错。但‘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现在有了新党章了，有了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往后你就得以新党章来严格要求自己，入党的事情就会‘水到渠成’。再说，党章对党员的几条要求，也不是说条条都百分之百地做到，才能入党，入党以后还可以继续努力嘛。我想党支部也会这样对待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的”。我说：“我记住叶先生的话，我一定会用新党章严格要求自己，请您多帮助。”
1957年春节，叶先生为了躲避拜年，让我陪着到香山隐居了几天。那真是彻底休息，除了散步，就是各读各的书，再就是聊天。聊天大多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小餐厅很清静，几乎没有别的客人，我们相对而坐，低斟浅酌，“倾谈把盏徐”（1976年叶先生七律赠晓风的一句）。那情景使我想起丰子恺先生的一幅画和题画诗：“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王安石句）当然，主要是叶先生讲，大半谈往事，语言朴素，简洁，准确，我聚精会神地听，偶尔提个问题，如同缫丝过程中，从断了丝的蚕茧里，迅速找出那根断头丝来接上。当叶先生谈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叶先生接替郑振铎先生编《小说月报》，话题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从郑振铎先生联想起“文学研究会”，就问叶先生：“听说‘文学研究会’还在叶先生上海的寓所挂过牌子？”这就引出叶先生的一番话来，这番话叙述了叶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叶先生说：“是有这么一回事儿。‘文学研究会’的会所最早在上海宝山路顺泰里一号，门上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房子宽敞，振铎让我把家搬进去住。后来，我家从那里搬到仁馀里廿八号，振铎让我把‘文学研究会’的牌子带走，我亲手把它钉在新居大门上。从此，‘仁馀里廿八号’几乎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代号，印在《诗》和《文学周报》的版权页上。不久，沈雁冰看中了这个很僻静，来往信件又很多的地方，托我转信，凡是‘钟英先生收’的信件，我都用大信封装起来，雁冰派专人来定期取走。那时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还没有多少经验，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还比较松散，还没有受过多少专业训练，所以这边用‘钟英’的谐音代替‘中央’，那边也居然没看出来。我家成了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的秘密联络点。他们还常借我家楼下的小房间里开秘密会议，我和叶师母（胡墨林女士），还有‘大官’（至善兄） |
| ·上一篇文章： |
| ·下一篇文章： |
|
|
|
